南燕:变天账


变天账

  南燕

 

到农村的第一年我们是“3748部队”。“3748部队”每个人每个月领8块钱,到粮站购买37斤大米、4两油。均贫富的共产主义集体生活一年过后,因为各人经济条件不同,不久就散伙了。

散伙叫“拆灶”。

“拆灶”之后,大灶改小灶省柴草。但是砍柴却是一件很“你娘的事”。原来除了各人配给一把柴刀,却没有柴架,十几口人也只有一把斧头。更“你娘的”是单人独马进一趟山的确是一件“干你娘的”不想干的事。

偷柴草。大家都在偷。

农民抱怨,告状到大队部。大队部邱支书劝慰众乡亲:“那个柴草值嘛个屌钱?你侬〔你们〕按多〔这么多〕户人家,几侬人〔他们〕偷几根算嘛个腚事?你侬不给,这些没老婆没财产的厦门贼牯放一把火,大家人嘛个腚都没了!”

我们也很体谅乡亲们,绝不会都拿一家的,也尽量“吃相”好看一点:一堆干柴就抽几根,然后再码得很整齐,让主人看了不太伤心。生火的蜈蚣草也很重要,那一梱梱农妇们下了工用镰刀从山坡上切割下来的蜈蚣草,晾干后生火太好用了,抓它一大把用了好几天。一点火就发出动人的哔叭声,干细的草茎流出伤心的泪。

这里一村子人都姓邱。我们刚到,农民依着当年称呼土改工作队干部的习惯把我们这些十几二十岁的中学生一个个“老王”“老陈”“老李”……地尊称。我们对他们谁也不认识,也就把他们所有的男大人统一叫“老邱”。唯独地主邱寿成被我们叫“丘八”。一、他是地主,二、他当过“伪连长”。当时他的职称是“四类分子”中最高级别的“地主加历史反革命”。当过国民党军官的人叫“丘八”很相称。“丘八”很怕我们,他知道自己是地主、反动军官,比别人更怕我们这伙“毛主席派来的城里人”。

 

春雨下了很久,连被我们偷的柴草都湿漉漉的。那天早晨,我一大早起床就到村外,沿着土墙对着一家家堆放的劈柴打转,想找几根干柴来烧火。我意外看见“丘八”家的柴堆上方的屋檐上横着几根大竹筒,其中一根又干又裂皮,一看就知道是一点就着火的好东西!我找一根树枝把它托了下来。竹筒掉下来磕出泥土,飞出了几只黄蜂。我在灶间劈它时发现竹筒的第一、二节是打通的,蜂巢的沙土掉落后露出一团蜡堵在竹筒里,再劈开掉下了一卷纸张。我捡起来一打开看是发黄的田契、地契,用毛笔字书写的,还按着红手印……

“变天账”!

我慌忙塞进怀里,躲进房间关上门,一一翻看。是“丘八”邱寿成家的!

那天我没去出工,一整天躲在房间里不知所措。这种只在电影、小说和批判文章里才见到的“变天账”今天竟然落在我手里!我该怎么办?我该交给谁?

我不上交,被发现了我是“反革命”!

我拿去上交肯定是“立功”的,对以后上调回家肯定有帮助。

但是我一上交,“丘八”一家人会被枪毙几个、关押几个?

这一天我活得比“丘八”还痛苦,他们一家人一如既往地在犁田、耙田、挑肥……一如既往地在默默地过着“四类分子”的日子。我却因为偷了他家的一根破竹筒把自己变成坐立不安的“犯罪分子”  !

一夜无眠。我横下一条心:晚上把“丘八”叫来!

傍晚,我在他家门头大声叫他:“丘八,你家还有鸡蛋吗?我买几个。”进屋后我拿了他两个鸡蛋,小声地、很严肃地对他说:“晚上你到我那边来,有事告诉你!”就匆匆离开了。

入夜“丘八”小心地找到我,我立即把门关上。“丘八”不知我要干什么一脸惊恐:“老王,老王,什么事?你要干什么?!”他是文化人,跟我们不讲客家话。我气喘着说:“你自己看!”我把那一卷纸递给他,刹那间他面无人色,久久不动,猛然全身发抖,扑地跪在我面前,一下一下地磕头。我急忙蹲下去扶起他:“你别怕,我要害你就不叫你来了!”坐定之后我说:“老邱〔我第一次这样称呼他〕你这东西藏在那里,好在是我偷了你的竹筒当柴火发现的,换了别人会怎样处理我不知道。这是死罪啊!”

“丘八”又一次跪了下去:“老王,你救我一家吧,我求你了啊!”他抽泣地看着我。

我说:“我们一起烧掉它!”

在灶间里,只有我们两人,把那卷纸扔进灶膛点上了一把火。

……

1977年底,父亲提前退休让我补员回厦门。我把棉被、棉衣等一切杂物分送给农民,独自一人背着一只人造革马桶袋离开了我呆过八年的那座小山村。

我在公社小车站等待那一天仅有一趟的班车。

买了车票我坐在长凳上抽烟。

有人喊我:“老王!”回头看,是“丘八”!

他怯怯地坐在我身边,把一手帕布包的煮熟的鸡蛋塞给我:“救命恩人,永世不忘!”

我俩久久相视,泪水盈眶。

看着这位我父亲同龄人那张满脸皱纹纵横交错的老人,我抓住他粗糙的双手,第二次叫了他一声“老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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