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集《山高水长》作品选登】爱情的故事--张 力


爱情的故事

 

 

下乡的第二年,我们养了两对小兔。门前是条大溪,溪中央有几个小“岛”。“岛”中长满嫩草。上工前,我们将兔子往兔笼里一装,往“岛”上一放,直到下午将它们收回来,小兔在这里有吃有乐,且四周是水不会逃掉。偶尔老鹰来时,它们也懂得钻回兔笼里避害。

日子一天天过去。小兔变成大兔,大兔生了小兔,我们已有二十多头肥嘟嘟的兔子了。尽管每天清汤寡水饿得肚肠如绞盘一般,但我们还是舍不得杀兔,我们想让它们继续繁殖,如果数量翻了一倍,我们就可以每周吃上一头兔子,而依然肥兔成群。

大溪对岸有一座伐木场。那些工人上山时经过溪边,每每用厦门话朝我们喊:“少年仔,这么肥的兔,再不宰我们就捉几头去了!”

厦门话?没错,这里的伐木工大多是厦门人。他们到这山里来可属“流放”性质。因为他们在旧社会有的是角头好汉、有的是流商走贩、有的干过什么“政府”小职员,要不,就是解放后在“反右”或“反地方主义”时下来的干部。总之,都是些政治上“不可靠”的人。 1959年成批地送进闽西,成了伐木工人。当时他们大多四十上下年纪,个个都强健、慓悍,很令我们这些少年仔钦佩。亲不亲,故乡人,夜里我们会时常打着手电过溪去,和他们磕磕牙。那是另一番景象——

有的躺在床上,用条橡皮管从一只大酒缸里悠哉悠哉地吸酒喝;有的躲在屋角拉着弦子,摇头摆脑,自己一个世界;有的三五啸聚,一边畅饮,一边山吹海聊;有的则悄然两者,埋头笃棋;也有的手中燃着一根烟,深沉无语、凭窗而立,一看就知道是困滩之龙……

听他们聊天,真是人世桑沧、悲欢离合、无奇不有。每每拾人牙慧,都令我感触到大千世界的广泛和深不可测。对人生二字的概念,有了一个更深的认识。

“少年仔,这么肥的兔,再不宰我们就捉几头去了!”每每经过溪边,他们仍是这么喊。但我们仍是没有吃兔子,而兔子也仍是没有被“捉几头去了”。因为当年的上杭(不知现在仍然与否?)是个真正的礼仪之邦,民风淳朴。我们学着当地人出门不上锁,晚上不扣门,却从来没有丢过一根针。

不过,这美好的民风在一天清晨被击出了一个大洞。那时我们已经在考虑吃兔子的事了,毕竟与兔有了感情,推来推去谁都不肯下手,后来,我们只好求助农民了。

“杀兔容易,往水里一呛,不就行了。”生产队长一口答应下来。于是我们就舔唇咽液,耐心等待星期天的到来。

然而,那天早晨哪个轮到煮早饭的一打开厨房就“哇啦哇啦”地大叫起来:“兔子不见啦!兔子不见啦!”

于是我们全部揉着睡眼一蹦而起,三跳两跳跑进厨房。

那“兔屋”已空空如也,留下一些杂乱的残蔓断藤,让人想象这里经过的一场生离死别。要是鸡啊鸭的早就抢天呼地了,偏偏兔子都是哑巴!

这时我们又发现,我们仅存的一小缸米、所有的油盐酱醋、一个知青泡在桶里准备洗涤的羊毛衫、卫生裤全都不翼而飞了!一个人干不了这事的,是一伙人!

轮到我们抢天呼地了。我们全体知青立在屋外的路边上,用厦门话、普通话、客家话,用最恶毒、最肮脏、最粗鲁的字眼将事情的经过、我们的心境、对盗贼的仇恨以及残忍的报复计划淋漓尽致地表达出来了。

几乎全村老少都围了过来。也许偷盗对于这个原始的小山村来说真是旷古奇有的事了,他们或惊诧、或恐慌、或愤慨,但是你无论如何无法从他们那里找出一张“做贼心虚”的面孔来。

   渐渐地,我们又将审核的目光移向溪的对岸,那高大浓密的绿树后头隐约着伐木场工棚的屋角。然而一想起那些曾经沧海的一张张浅褐色、深沉的面孔,我们又自觉愧赧了。

对饥饿贫穷的人来说,一朝丢失了那么一大笔辛辛苦苦积累起来的“财富”,那种感情是很难平抑的。足足有好长一段时间,我们仍是用捉贼的目光在看着周围的一切人,并且悄悄施行着我们的“侦察手段”。我们发誓捉到那盗贼一定要让他手折腿断半条命!

盗贼终于抓到了!

那天有个伐木场的厦门老乡匆匆过河来告诉我们,小偷已经捉到,是龙岩劳改农场逃出来的犯人。

我们立刻摩拳擦掌,像一群狗一样汪汪叫着,跨过木桥,气势汹汹地朝伐木场奔去。这时候,夕阳正在西下,整个世界黄柠柠的一片灿煌。

伐木场里围着不少人,有工人有山民,嗷嗷嗡嗡的有的议论有的骂,有的则抡着竹枝一下一下地抽打。

随着吱吱惨叫声,我们看到一株大樟树下吊着两个长发蓬头、须胡满面的人,一个身上还穿着我们队知青的那件羊毛衫呢!

我们大吼一声,围上去一阵拳脚,那两个偷儿立刻眼肿嘴歪了。

   捉住他们的那几个伐木工人都抱着粗壮的胳膊,站在一旁冷冷看着。他们是在上山伐木时,接连几天发现从大山深处流出来的小山涧时有鸡毛兔毛漂下,于是循着山涧往上寻去,发现了一座竹木棚子和刚灭的一缕炊烟。他们在四周搜捕,终于捉住了两个鲁滨逊一样的人来。

   这时同伴上前去扒了小偷身上那件毛衣,于是又是一场好打。

“够了,够了。”不知怎的伐木场这些壮汉们动了侧隐之心。

“打小偷,有什么好同情的!”我们仍不解气。

“我不是小偷哇!我是没办法呀!”忽然,那小偷哭叫起来。

“你不是小偷是什么?”同伴上去给了他一嘴巴。

“我是反革命!不!我是冤枉的啊!”那人哭叫着。

这时那些伐木工们说什么也不让我们再打小偷了,用他们铁塔一样的身躯挡住了我们。

   那个喊冤叫屈的偷儿受到了优待,没再用绳子吊他,还给了他一碗水。

小偷双手抖抖索索地捧着那碗,泪水鼻涕淌了下去,和开水浊浊地化在一起。他很冲动,几次俯头喝水,都被呛了。他不再喝水,放下碗,忽然大声的哽咽和号哭中,诉说起他的遭遇:

他是个农民,很普通的青年农民。他和村里一个姑娘相恋,姑娘的父亲是公社革委会副主任,他不同意这门婚事。可是他们爱得太深了,谁也离不开谁。于是革委会副主任拆不成砸不开之时,就向专政机关报称有一起反革命罪案,罪犯有大量污蔑伟大领袖的言论;这个罪犯就是那个与他女儿相恋的青年……一边是个大权在握的土皇帝,一边是个百口莫辨的憨厚农民,天来倾斜何方是一目了然的。青年被判了十二年劳动改造……

“我在里头两年了!我能吃苦!可是我不死心!我想念她!我不知道她现在怎样了,她肚子里有我的孩子……”在这个青年的哭嚎声里,我觉得自己整个心被一股强力扭住了。这时候,我才似乎从这小偷伤痕累累的脸上看见憨厚、看见朴实、看见将被呛水的兔子那种软弱无助的神情。我强抑着自己,才没有让自己跟着哽咽起来。

我发现我同伴们也在悄悄地退却。伐木工们仍是抱着胳膊站立着,但是神色更加深沉。

   我已经记不清整个黄昏是怎样消逝的,当夜幕降临的时候,一部很破旧的苏式吉普开进了伐木场。车上跳下公安特派员和几个民兵,他们又补充了一顿拳脚,用手铐将这个哭成泪人的青年和一直被捆在树上的另一个家伙都铐住了,然后一一推进吉普车里。

“好好改造,早些出来!”伐木工里有人喊了这么一句。但是这无力的语言早被马达粗糙的吼声碾过,和风而去了。

   吉普车雪亮的灯柱只在山路间闪了几闪,立刻被黑幽幽的连绵山影吸进去了,无影无踪了。只有那马达声在旷夜里仍响了许久许久,直到最后一切归于沉寂。像一个梦。

我们落落地踏上归途,我们仍重负着刚才那个故事。它不是书里的,它是生活里的!

那年我才十九岁,那年我还不知爱情为何物,可是就仿佛在那一瞬间,我成了老人。就在那一瞬间,我朦朦胧胧地意识到,我将驮着这个沉重的故事,走过很长很长的一段路程。

 

原载《厦门文学》(1995年第10期)

[张力,1969年插队上杭县五星公社(即溪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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