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集《山高水长》作品选登】讲台上下琐忆--陈明光


讲台上下琐忆

 

陈明光

 

年过半百,回首往事,发现自己的人生旅途虽然起伏曲折,但见闻既不广博,色彩也比较单调,用“讲台上下”四字即可标识。自七岁上小学迄今,大体而言,我或是坐在讲台下当学生,或是站在讲台上当教师,进出课堂,上下讲台,问学教学,一介书生而已。

1955年我进入厦门市鸿山小学一年级,开始坐在讲台下。三年级时因家居迁移而转学到公园小学。小学的日子是无忧无虑的,书也读得轻松自如。最令我难忘的,是从四年级起向同学借得许多古今小说,包括《水浒传》、《三国演义》、《东周列国志》等,虽说是囫囵吞枣,我却看得痴迷。上学途中,日暮窗前,饭桌上,油灯下,我常有一卷在手,很快就把眼睛给看近视了。应该就是这些小说,培养了我对文科的兴趣,作文也不知不觉地有了很大长进。前几年,有位小学同窗还向我提起,他记得我曾有两篇作文被老师当作范文讲评,一篇通过各种声响描写刮台风的夜间情况,一篇描写百家村附近田园与街市交织清晨风光。我自己也依稀记得那两篇童稚的文字。记忆犹新的事,还有参加扫盲运动当小老师。我曾在公园南门门口轮值,一块小黑板上抄着一首顺口溜:“不识字,真痛苦,拿着粮票去买布,白白走了许多路,家务生产都耽误。”看见年纪稍大一点的妇女路过,就请她念一念,不懂就教。 1958年“大跃进”浪潮也波及小学校园,老师们在围墙外的空地上筑了个土高炉,夜以继日地鼓风烧火,试图炼出一坩埚的钢铁向市教育局报喜。学生们也被鼓励搞小发明、小工艺。班上有同学提议制造木砂纸。于是我们几个人拣来碎玻璃,又捣又筛,选出粗细不同的颗粒,再熬胶水,把玻璃颗粒粘在牛皮纸上,折腾了好几天,弄出来的“产品”当然只能丢进垃圾堆。今天想来那不过是一桩凑热闹的傻事。不过,其时举国上下多少大人头脑发热,干了几多傻事,何况是几个毛头孩子呢。

小学高年级时,我是校少先队副大队长。我第一次上讲台,是作为红领巾优秀督导员代表在市表彰大会上发言,尖细的童声从喇叭中扩出时,自己也吓了一跳。

1961年小学毕业时,我按班主任林丽琴老师的建议填报志愿,考入厦门市双十中学初中部,属第二届的“三二制”试点班。所谓三二制,指初中上三年,高中上二年,缩短高中学制1年,是一种教育改革试验。新编教材把大量的普通中学的高年级教材逐年下放到低年级教学,所以“三二制”的初中功课顶紧张,印象中不少任课老师是分秒必争,课堂提问时间卡得很紧,学习差的同学是很少有机会被反复启发以开茅塞的。特别进入初三年后,我和一些住家离校稍远的同学一样,清晨上学,直到晚上十点自修完才回家,三餐在学校食堂吃饭,专心致志地读书,打下扎实的学习基础。三年中我的成绩一直是全优。

当时正是国民经济的“困难时期”,物质贫乏,但学校的文艺活动相当活跃和精彩,校话剧团演出的讽刺国民党腐败官僚的《群猴》,教职工舞蹈队表演的歌颂上海小刀会起义的《弓舞》,音乐老师廖璇和她的丈夫语文老师陈炳煌的男女声二重唱等,都是学生叫好的节目。我记得在团结楼前举行的一次学雷锋文艺晚会上,彭一万老师即兴创作并朗诵了诗歌《雷锋来到我们校园》,让我们一伙正热衷于摘抄袁鹰、泰戈尔等中外诗人名句名篇的初三生佩服了好一阵子。

1964年初中毕业时,因家住厦门一中附近的百家村,加上哥哥已就读一中等原因,我执意报考一中,结果以全市中考总分第一的成绩跨入一中校园。高中的二年间,我仍然是讲台下的好学生,各科成绩优秀。班主任杨炳炎(物理教师)、吴明来(语文教师)、数学教师叶璇英、英语教师赵丽楣等均奖掖与鞭策有加。我对考上名牌大学充满自信。

1966年夏天爆发的文化大革命打破了莘莘学子的大学梦。不久,惨烈的“横扫牛鬼蛇神”开始了,一批教师被以莫须有的罪名公开批斗。在姚文元《评海瑞罢官》的曲笔毒害下,有些学生也学着捕风捉影地批判历史教师在教学中有影射攻击社会主义现实的言辞。教我们班历史课的连鸿仁老师不幸被全校批判。当时我是班中心组组长,主动请缨登上讲台,作为学生代表“批判”他在教学中的“影射言论”。三十多年过去,当时说的套话、大话以及连自己也没有真正弄懂的话全然淡忘了,但在大操场登上讲台批判连老师这件事我一直没有忘记,尤其是当我成为专业历史工作者,经常神游于历史与现实之间,每次想起它就令我倍感内疚。后来,我回校时曾当面向连老师道过歉,在这里我还要再次向他说声“对不起”。不尊重历史的人终将为历史所嘲弄,历史的确嘲笑和教训了我一回。

批斗“黑帮”之后,是揪斗校内“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接着是“红色恐怖”,学生中的“红五类”掌权。我本是“家庭关系复杂”,又像“修正主义的苗子”,很快就被解除班长和中心组组长职务。此后同室操戈,相煎太急之事无须再说。不过,有如《老子》的名句所言:“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正因为较早便受到红卫兵运动的排斥,我得以摆脱了讲台下的“好学生”的角色,基本上遁入“消遥派”,下棋打牌,打球游泳,吹拉弹唱,聊以自娱,虽然与投身“革命”的人们一样是虚掷光阴,但却避免了再做对不起老师和同学的事。这就是祸福相依。

再来是“复课闹革命”。“革命”已经革到自己头上,如何继续“闹”下去?“牛栏”内外的老师,或冤屈未伸,或是心有余悸;同学因派性之争,或怒目相向,或貌合神离,这“课”如何复得?于是就有了把“老三届”送出课堂,到“广阔天地炼红心”的措施。

1969年10月,我来到上杭县五星公社(今溪口乡)红星大队(今大厚里)院洋坑村插队。那是个只有十二户人家的小山村,没有学校,自然没有一张讲台。不过,按照毛主席的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虽然没有讲台,但贫下中农是老师,我们还是学生,学的其实主要是农活。

我当农民还是很认真的,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第二年就成了队里的强劳力,拿的日工分定额是“标兵分”十分,年终有余粮。插队生活确实让我体验了当时山区农民的艰辛和贫穷。我上大学后读《汉书·食货志》,看到政论家晁错上疏汉文帝替农夫呼吁痛苦时,说农夫“春耕夏耘,秋获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给徭役;春不得避风尘,夏不得避暑热,秋不得避阴雨,冬不得避寒冻,四时之间无日休息。”这一段让古代历朝文人感动不已的文字,在我看来其实也只是触及农民劳累的皮象而已。

对许多插队知青来说,心灵的负重比肉身的磨难更为痛苦。当时我的父母兄弟星散龙岩、上杭四地,厦门一度无家可归。插队五年,我有四个春节是在山区度过的,那种“日暮乡关何处是”的漂泊心境难于言传。不过,学生时代对文学与文艺的兴趣,给我的插队生活增添了不少苦中之乐。为大队部出宣传栏,在县、公社、大队的业余文艺队中滥竽充数并巡回山乡演出,并发表几篇文学习作,都是我的书生气未泯的表现。我在为《厦门文学》1995年第10期“厦门知青文学作品专号”写的短文《在苍松翠竹间编织文学梦》有这样一段话:“重温插队岁月所做的那场文学梦,我不悔少作。古人云:‘初生之物,其形必丑。’以今天的中年人的眼光来审视自己在插队期间写下的习作,不管是见诸报刊的作品还是深藏箧底的手稿,自然觉得它们的文字风格不够成熟,思想内容有欠深刻,然而它们毕竟是在特定环境下喷涌出来的文字,记录的是一名普普通通的插队知青的所思所想和所见所闻。”这里我还想补充一点,贯串那些作品手稿的思想主题(如歌颂农业学大寨、歌颂革命传统等)及其写作手法(如“三突出”),大多是当时我被灌输的政治教育和文艺思想的必然表现,也是我等一批“好学生”长期缺乏独立的政治思辨能力的必然结果。这是时代的悲哀,却是个人的真实,所以我“不悔少作”。

1974年夏天,公社派我到厦门大学参加全省知青“儒法斗争史学习班”。虽然接受的是被歪曲的历史知识,但首次坐在大学的讲台下当学生,内心深处的大学梦亦真亦幻,令我感觉兴奋新奇。回到公社,党委让我在公社干部会上宣讲一场。这是我第一次以教员的身份登上讲台。据说语速太快,不少干部如坠五里云雾中。所幸本是宣讲谬论,宜其效果不佳也。不过,此事是否即预示日后我将与历史研究结缘?

当时公社分管文教的副主任李林生本是搞教育出身,他说话行文谨慎,却颇有文化底蕴。我在他手下为公社文艺宣传队写过参加县文艺调演的剧本,为他拟过讲稿,受他赏识。这成为1974年冬我被推荐招收为上杭县教育局的正式教员,并分配到溪口中学任教的主要原因。从插队山村把铺盖卷入中学宿舍,我其实只调动了八里地。

我以语文教师的身份站上讲台,面对一群其实没有多少书可读的初一年的学生。语文课本无异于政治教材,加上各种劳动对文化课的冲击,从教师“传道、授业、解惑”的传统职责来说,我和其他老师一样无力尽职。不过,出于对文学的兴趣和一定的写作实践,我的作文教学比较好,对有点写作能力的同学的作文批改较细,有时我会在命题之后自己写一篇给学生看。三年多的教书生活,我两次被派到生产队当“农业学大寨”工作组成员。一次是春天到大洋坝旧宅村“指导”春耕生产。我作为知青出身的下队干部,很自然地天天下田与社员一起劳动,不料竟获得一片赞扬声,称:“土改以来再没有见过这样的下队干部。”农民与下队干部的隔阂令我震惊。一次是冬季到大丰店下村蹲点。当时要求学大寨搞农田基本建设,对不因地制宜地搞这套花架子,农民颇有抵触情绪,不敢明言,多取磨洋工的态度。有回疏通排水沟遇上一段长年不见阳光的烂泥沟,结有一层薄冰,谁也不肯下水。我脱掉鞋袜带头跳下水沟,冰冻的泥水刺骨,跳上跳下三回才把近二十米长的泥沟疏通。然而,榜样的力量并不是无穷的,农民们一直作壁上观,有人还揶揄道:“莫敢随他下去呀,他有公费医疗!”

   1977年12月的一天,溪口中学热气腾腾,恢复高考制度后的首届高考在这里设立考场。我受经历的影响自然报考文科,而且因恋人已回厦门工作,归乡心切,所有志愿都填报厦门大学,最后是服从分配。我的考位就在自己日常教课的教室里,同室考生有的是我教过的初中毕业生。虽然没有多少温习时间,但得益于中学阶段的良好基础,我考出了龙岩地区文科总分第一的好成绩。放寒假之前,我从几个渠道得知这一消息,以为必被厦门大学录取无疑,连春节也没有回家,一心一意等待入学通知书。时逢春节,当地的一些同事和学生家长估计我会离开,频频把酒相邀,我也飘飘然,颇有“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之态。然而,我低估了文化大革命左倾思潮的影响,高估了分数线的作用,结果是被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录取。据说,当年如果没有后来的扩大招生名额,许多考高分的老三届特别是所谓家庭出身不好的根本进不了厦门大学的大门。

又是祸福相倚。虽然一时未能进入厦门大学,但在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的讲台下,我却获得诸多任课老师的春风化雨之恩,确立了以历史学为专业的新志向,并孜孜以求,我大学二年级即开始在学报上发表论文;也曾站上讲台,为本系七八届大专班同学上过历史文选课。

   1982年春大学毕业时,我考为厦门大学历史系韩国磐教授的硕士研究生,1984年秋毕业后留校任教。1985年春又考为韩先生的在职博士生,到1988年夏获得历史学博士学位,时届不惑之年,我才不再持有学生证。和众多老三届相比,我最终是幸运的,庆幸之余,细想由来,师恩、机遇和自己的认真态度,三者缺一不可。

我的讲台上下经历,其实平淡得很,许多人也有相似的经历。不过,我想,此类个人经历又是与我国半个世纪来教育事业的跌宕曲折息息相关的,或“一叶落而知天下皆秋”,或“春江水暖鸭先知”,仍是有点寓意的吧。

 

选自《告诉后代》(厦门大学出版社1999年)

[陈明光,插队上杭县五星公社(溪口)]

 


注:本文转载自《山高水长》,转载目的在于传递更多信息,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如有侵权行为,请联系我们,我们会及时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