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集《青春东留住》作品选登】风从海边来--谢美永


风从海边来

   谢美永

 

打我记事起,这群“学佬娃”就已在我的家乡生活。

家乡在闽西武平与江西接壤的一个小山村,隐没在武夷山脉的莽莽山岚之中,偏僻得很,幸有一条小街,每逢赶墟日,两省三乡的乡亲挑挑担担,摆摊设点,把小街挤得满满当当。小街用河里取的石头砌成,有青有褐,有圆有方,在不规则中透露出岁月的坎坷;小街中间有个小坪,俗称墟坪。墟坪分界,头为上街,尾为下街,一边有座较大的房子,是大队部。“学佬娃”就住在这里。

“学佬娃”是对厦门知青的别称,我们客家人对所有非客语系都称为“学佬娃”。一群年轻后生,离开家乡,离开四季温暖如春的海滨城市,离开父母家人的关爱,妈妈常说他们是“布娘鸡仔,真可怜!”每当傍晚下工后到晚上睡觉前,小街上就充斥着“学佬话”,猜拳声,还有同样听不懂的似乎苍凉的歌声。小时候好奇,很快就学会两句骂人的话,和小伙伴拌嘴时,就骄傲地甩两句半洋半土的“学佬话”,尽管不懂意思,却也自鸣其得。

据说当时分配到我们大队的厦门知青有二十几个,我们小街有两个生产队,就有近十个知青在街上。与厦门知青结缘,起于幼年,直至今日仍与当年的知青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时间过去三四十年,拾起记忆的碎片,朦胧中又回到了儿时,那些年轻、充满活力的“学佬娃”又呈现在眼前,幼时的记忆不一定准确,有的是从长者听来的,记录下来,作点念想。

老仙公,瘦,个子不算高,留着小胡子,牙很白。此人性格幽默,搞笑,我们客家人把这种人称为“仙”,大家就叫他老仙公,反倒姓名没人记住。我家屋后是桂坑溪,溪水清澈,人们饮用洗漱都在溪里取水,溪水从东边的山里汩汩而来,流向太阳落下的地方,进入江西。溪水正好在我屋后的开阔地有个落差,冲击形成了一个深潭。夏天,小溪是我们儿童的乐园,我们在这里跳水、潜水、打水仗,玩得不亦乐乎。到了傍晚,这里便成了大人的天地,劳作了一天的大人,纷纷来到溪里,洗涤一天的疲劳。临夜,劳累了一天的大人,想好好洗去身上的污垢,大多数人要么半躺在浅水处,接受水波的抚摸;要么三三两两,坐在溪岸的石头上,卷支喇叭烟,边吞云吐雾,边聊农事,聊着聊着,一身疲劳就不知不觉地烟消云散。然后大家下水,搓把身子,回家。

老仙公不一样,他一下水,便一头扎进清凉的世界,潜入水中,良久,才从人们想象不到的地方钻出来,深深地叶口气;然后又张开双臂,使劲扇动,水潭并不宽阔,老仙公翻江倒海般把小溪搅得浪花滚滚,白色的水花在渐暗的夜色中闪烁,博得阵阵喝彩!从大海到小溪,老仙公的游泳技艺无法施展,有点蛟龙搁浅的味道。

桂坑溪平常如客家妹子一样温柔可人,到了雨季,也会有暴怒的一面。每年雨季,桂坑溪在突如其来的暴雨后,河水猛涨,汹涌而至的浊水夹带着上游被洪水侵吞家禽家畜、箩筐畚箕等等呼啸急下。溪面上有座木桥,河涨水时,胆大的人会站在桥上看,也有更大胆的会拿长柄的耘田耙勾个南瓜冬瓜什么的。没有比老仙公更胆大的了,当河水涨到快要淹到桥面,大家都离开了木桥,只见他一手抓住桥栏杆,探出身子,待漂在水面的东西流到跟前,使个海底捞月,捞起东西,再一个飞身,人和东西落到了桥面,看得岸边的人目瞪口呆。据说老仙公在此徒手救起落水的人,我是没有见到。

后来,老仙公招工了,在一家煤矿做采煤工,我常常想起他的白牙!

皮带姓林,皮带是他名字的谐音,农村人喜爱给人安“鬼名”,皮带好听好记,皮带也不计较,无论大人小孩叫他皮带,他都乐呵呵地用半生不熟的客家活回答你。

皮带是和妹妹一起来的,不和我们同一个生产队,在下街队。一段时间后,部分知青已不住在老大队部,各个生产队都建有自己的知青屋。我每天上下学都要经过下街队的知青屋,上学时看到皮带会坐在楼梯上抽烟,烟雾把他的脸遮盖住,我常常会没由来地叫声:“皮带。”那烟雾里就会传来一声:“做嘛事啊?”我笑笑,加快脚步走,书包打在屁股上,里面的笔盒发出响声。放学时,则会看到皮带的妹妹,这个白白净净的闽南姑娘,眼睛大而圆,编了两条大辫子,虽然上门牙略微外露,瑕不掩瑜,总体是漂亮的。这个林妹妹通常是在做午饭,闽南人爱吃鱼,林妹妹的花生油煎带鱼,香飘整条小街,咸香的滋味每每勾引出我那不争气的口水;每次经过之后,我都后悔白流了那么多的口水,发誓下次不走这条路,但放学时又忍不住从这儿走,放慢脚步,除了经不住鱼香的诱惑,我也想看看林妹妹。

皮带有门手艺,会做木匠。我家里缺个莱橱,请了皮带来打。能请到知青来打家具,似乎很有面子,一有空,几个小伙伴就来我家看皮带干活。有一天,我缠着皮带,要他给我做把手枪,皮带找来块边角料,从耳朵上取下铅笔,三下两下画出模子,又抓起一把锯子,照着画好的线条锯出枪的样子,然后用刨刀慢慢修,一会儿,一把手枪就做好了。木头手枪十分精致,连准星、标尺、扳机都做得惟妙惟肖,小伙伴们羡慕的不得了,让我出尽了风头。为了款待皮带,父亲到供销社买来带鱼,用猪油煎得香香脆脆,但我闻起来,总觉得少了林妹妹煎的那种清香滋味。皮带毕竟是大城市来的,见多识广,菜橱款式新颖,三面做成雕花木格,里面蒙上细筛网,美观又透气,即使夏天,莱放里面也不容易馊。

这顶菜橱现在还在使用,煎带鱼的香味却难再觅。

我一年级的语文老师叫阿红。不知道她姓什么,大家都叫她阿红老师。几十年过去了,现在已想不起她的容颜,只记得她也有两条乌黑发亮的辫子(那时候的姑娘时兴梳辫子吧!)。说的普通话特别好听,教拼音字母时,特别认真,我也学得特别认真。那时第一课只有一句话“我爱北京天安门”,阿红老师带我们一遍又一遍的读,读的滚瓜烂熟的。

我的邻居是个孤寡老人,大家称她“学佬嫂”,她眼神不好,讲的话听不懂,但她和阿红老师却讲得来,以为她俩是同一地方的人,长大后才知道邻居是潮汕人,和厦门人属于同一语系。“学佬嫂”可能怕孤单,喜欢小孩,我们去她家玩,她显得高兴。阿红老师来了,“学佬嫂”更高兴,她们用“学佬话”聊天,笑声满堂。阿红老师每次来都会帮“学佬嫂”把水缸挑满水,然后在那里洗澡。洗完澡出来,阿红老师身上香喷喷的,稀罕的香皂味道,大家都喜欢,使劲耸着鼻子,“丝哈丝哈”吸。

阿红老师没教我们多久,回厦门去了。据说在万石植物园工作,后来我到厦门打工,去万石植物园时,总觉得那些女工作人员都像阿红老师。

还有两家下放干部。一家姓杜。大家叫男主人老杜,老杜高高瘦瘦,戴了一副眼镜,镜片厚得像酒瓶底。他的声音浑厚洪亮,讲话时,高高凸起的喉结一动一动的,看了觉得好笑。女主人也瘦,卷发,镶有金牙,娇小,显得干练。他们有两小孩,父母叫他们阿弟,哥哥跟我一样大,我们经常一起玩。我们收集起蜘蛛网,团成一团,缠在长竹杆的尾巴,粘蜻蜓;粘来的蜻蜓大卸八块,放在蚂蚁出没的地方,嘴里念念有词:“蚁公蚁嬷,出来食姜茶;蚁公蚁牯,出来食姜酒。”很快,就有蚂蚁来了,一只两只,它们在蜻蜓身上嗅了嗅,确认是美味,就派兵叫来同伴,成群结队把蜻蜓搬回家。阿弟也跟着我们叫,不知道是不是他们学的客家话不标准,蚂蚁听不懂,他们的蜻蜓蚂蚁都不要。我们玩得一身泥巴,阿弟妈妈就骂,话听不懂,样子很凶,阿弟会顶嘴,你来我往的,像鸟叫,很好笑!

老杜倒是和善。放学后,他经常把我们叫到一起,要我们念课文给他听,有时他还会做示范,用他那浑厚的声音念起来,很好听的。我记得他讲的台湾阿里山、日月潭的故事,讲站在鼓浪屿就可以看到台湾,那时候讲“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总盼着能早日实现。

在厦门打工时,多次上鼓浪屿,却至今没有登顶日光岩,没有看一看亲爱的宝岛。

另一家姓方,就住在我对门,下放没多久就返城了,我印象不深。但我记得方妈妈做的南瓜饼,客家人热情好客,家里做了粄子,都要装上一碗给邻居分享。方妈妈投桃报李,有好吃的东西也会给我家送些来。那时老家几乎没人用南瓜做饼,方妈妈做的南瓜饼金黄金黄的,咬一口,外酥里嫩,油汪汪的又香又甜,可惜只有几块,分给我的一块小小的饼很快就落肚,不过瘾,害得我连做梦都还在流口水。改革开放后,方家公子成了大老板,开了家音响厂,不少乡亲都投奔他去了,方老板用了不少桂坑人,待遇不错。我曾经去他的厂里找老乡玩,见到方老板,坐了一会儿,他有事先走了。老乡问我有没有印象,我想了很久,没找到一点熟悉的影子。

厦门知青来我们山村吃了不少苦。他们没有做过农活,没砍过柴,甚至没挑过水煮过饭,但很多人都咬着牙,挺过来了,并且成了一把好手。有个知青,高度近视,根本无法下田干活,但他的小提琴拉得好;乡亲们看他可怜,上工时常常叫他站在田坎上,“锯手提琴”给大伙听。我无法想像,当悠扬的小提琴协奏曲在田野上响起,农民一手扶犁,一手挥鞭,吆喝着在广袤的田间地头劳作,那是何等浪漫的场面!厦门知青多才多艺,与本村青年和文艺爱好者办起大队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自编自演了许多节目,十分精彩,甚至连革命样板戏《沙家浜》全本都演下来,现在想一想真的太不简单了!

1982年秋,我考进县城关中学读高中,有幸成为郑振成老师的学生。郑老师是插队中堡章丰的知青,1977年恢复全国高考,郑老师赴考,被龙岩师专录取,毕业后回武平任教。刚开始,郑老师给人的感觉就是两个字:威严!同学们都怕他。郑老师一进教室,那双眼睛四下一睃,闹哄哄的教室便立即安静下来。他从来不喊上课,教义往讲台一扔,也不看,就讲起来。慢慢地,大家都爱上了郑老师的课,连本校老师也经常来观摩交流。郑老师教了我两年,我的语文成绩一向不错,更重要的是,他把我的一篇作文选登在板报上,大大地激发了我学习写作的兴趣和热情。至今,我仍把写作当作我人生的一大乐趣。

郑老师现在已年届古稀,治学态度依旧严谨。前年,我们高中毕业三十年,班里要出本纪念册,定稿时,郑老师召集我们几个同学到厦门,郑老师戴着老花镜,审阅稿件;初审是我负责的,接过郑老师审阅过的稿件,几乎每页都有老师那熟悉的笔迹,甚至连标点符号用错了都改过来了。郑老师就像当年批改作业一样,认认真真改了一遍,我突然觉得难过,眼眶里充盈着泪水。不,不是难过,更多的是感动。

郑老师喜烟酒,记得读书时,傍晚时分,我常常会提个酒瓶,到西门的小店替老师打酒。老师的生活态度十分乐观。前些年,郑老师得了重症,经过手术恢复健康,医生说烟酒都伴随了一辈子了,一下子戒掉反而对身体无益,少抽点,少喝点,适度。于是,郑老师就抽点烟,喝点酒,没事就在班级微信群里发个段子,或乐一乐,或给我们鼓鼓劲、励励志什么的!

    厦门知青把青春奉献给了闽西大地,对这片红土地有着深厚的感情,他们把武平当作自己的第二故乡,时刻怀念这里的一山一水。郑老师就经常回武平去,今年,他还组织了厦门五中老三届的同学们回到武平,与当年的乡亲们、老房东一起怀想当年那段难忘的时光。

    风从东边来,带来大海的情怀,这种情怀与大海一样辽阔、持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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