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伟星:我的士兵生涯(上)


我的士兵生涯

汤伟星

生命里有了当兵的历史,一辈子都不会感到后悔。

                                                ——题自《当兵的历史》歌词

     

1970年12月。

人的一生当中,都曾有过无数次的等待。譬如:等待入学通知,等待招工通知,等待某人某事等等。而我此生中最为漫长的等待,莫过于这一年年底,等待入伍通知书那一次。

从11月报名参军开始,到政审、体检、再到回原单位等待通知,按“度日如年”的计算方式,我足足等了20多“年”。难怪闽南谚语说“等人易老”。

那时,我在上杭矶头水电站物资部(即小百货站)副食品部站柜台,稍闲的时候,我不由想起当时在溪口、太拔知青中颇为流行的一首歌曲:“等待又等待,盼望春重归,燕重回,人也来。。。。。。”

12月22日,冬至的下午,我终于等来了改变我一生道路的“入伍通知书”。

第二天一早,我迫不及待地从矶头水电站骑自行车一路狂飙60公里,赶往县城。我终于平生头一回穿上了孩提时代就梦想的军装。

12月28日,新兵们到县武装部报到集中。两天后,县里用十多部军用卡车,将我们送往龙岩火车站。

我将永远记住这一天:1970年12月30日。它掀开了漫长军旅生涯第一天。

奔赴军营

1971年

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尚在神州大地上如火如荼地进行着。

11日的中午,一列满载军人的列车经停杭州火车站,站台里的高音喇叭正播放着“元旦社论”:“誓将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到底!不获全胜,决不收兵!”稍后,列车又在轰隆声中载着人们追逐着太阳,驶向新的征程。

1月4日傍晚时分,这列满载新兵的闷罐车经过五天五夜颠簸,驶入一个叫“老虎屯”的车站缓缓停下。车上200多名来自福建上杭、龙岩的新兵,在连长、排长的指挥下依次跳下,列队站好,此时地上的积雪足有一尺多高。

这一天是腊月初八。“腊七腊八,冻掉下巴。‘’这是东北一年里最寒冷的日子。新兵们本能地将棉毡帽的帽耳放下,抵御着零下20多度的严寒。

“注意啦!”“听口令!”“把帽耳都收起来!”新兵连长无比威严地命令道。

“站好!”“各班报数!”“向右转!”“跑步!”“一二一!”口令一个接着一个。

这帮新兵蛋子刚穿上军装没有几天,还没经过队列训练,跑起步来踢里踏拉,不成方阵。

新兵们第一次踏上东北的黑土地,对周围的一切都感到新奇,在行进的队伍中不停地东张西望着。

“老虎屯”是辽宁一个很普通的农村小镇,人口不过两万余人。解放初期,这里因新建了军用机场而闻名东北。

这里是我们师部所在地。

大约是15分钟的雪地行军,新兵队伍开到了三里开外的营区食堂。

堆放好行李,新兵们在放着暖气的大厅里跺着脚,搓着冻红的双手和耳朵,按照连长的指令,八人一桌,准备吃饭。

新兵的第一顿饭,是按照地勤灶伙食标准,质量较好,有一荤两素三道菜。大家排队领走自己的那碟菜,接着去盛米饭。

大概是在农村饿怕了,我给自己盛了满满一碗,犹嫌不够,还用饭勺压了压,继续盛着,直到饭碗冒了尖。

新兵们个个狼吞虎咽,风扫残云一般,一会儿工夫便碗碟见底。与我同桌的新兵连指导员邵振东,见我吃完了饭却仍坐着左右张望,问道:“小汤,怎么不去添饭?”“还可以添?”“当然,管饱!”

当我浇拌着碟底残余的汤汁吃完满满三碗香喷喷的东北大米饭时,顿时感觉到自己成了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了。

一生当中,吃过多少美味佳肴山珍海味我早已记不清了,唯有这一次,它让我是那样的舒坦满足,终身难忘!

要知道,这是我自19699月8号下乡以来,真正意义的第一顿饱饭!

新兵训练

第二天早饭后,新兵们被带往通信营大楼前集合待命。

师司令部的一位副科长,手里拿着一摞花名册逐个点着名。被点名的新兵出列站队,由各接兵连队的领导一队队地领走。

我与另外三名上杭兵黄河、吕冒乐、刘茂生一道,被分往航空兵第66团,从事机务工作。机务工作就是进行飞机的日常维护保养,确保飞机始终处于良好状态,随时可以升空作战。由于机务工作技术性较强,因此大多从文化程度较高、接受能力较强的新兵中挑选。

我这个实际上还没有念完初中课程的67届初中生,当时竟然还算是“文化较高”而被有幸挑上,心中一阵窃喜。

全团共有来自吉林、辽宁、湖南、福建的90多名新兵,被编为一个连,下设三个排。我的排长姓董,苏州人,后来当了团里的参谋长。

新兵们要进行一个月的队列训练和政治教育。

新兵们的第一课是“忆苦思甜”教育。

在那个“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年代,家庭出身不好的青年是不能够当兵的,纵然你有满腔的报国热忱也是枉然!我的这些战友,家庭出身多是“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还有相当一部份是干部子女,尤以军队干部子女为多。年龄小的才十四、五岁,一脸的幼稚相。

那个时候,父母亲若是有背景的或是有关系的,一家同时送去好几个当兵的,也不足为奇。与我同期入伍的俩兄弟战友,其父亲就是上杭县革委会的一名领导。

当年全上杭县只走了两名当过知青的新兵。另一名叫张苏苏,是我小学同学,当时他下乡上杭县步云公社,听说他父亲是厦门炮团的政委。我俩区别在于,他是直接从农村被点名当兵的,而我则是下乡后经过招工,从上杭矶头水电站以学徒工的身份当兵的。

那个年代,千好百好,不如有个好爹好。

我入伍后,在上级传达的一份文件上说:“前门进来的兵不一定都是好的,后门进来的兵也不一定都是不好的。”

我想到了溪口我那几个做梦都想当兵的知青弟兄,很替他们感到不平:谁让你们投错胎了呢,谁让你们的爹妈早年不出来打小鬼子打老蒋呢!

怨谁?

听完“忆苦思甜”报告,便是以排为单位的控诉会。

按照董排长的布置,每个新兵逐个痛诉自己的苦难家史,控诉万恶的旧社会。轮到我发言,我想起曾经听母亲说过,在我之前有一个哥哥,因春节里出生而取名“春生”,解放前因家境贫寒,无钱医病,早年夭折,当时尚不满周岁。

这时董排长打断我的发言并带领大家振臂高呼:“打倒万恶的旧社会!”“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

每个新兵发言完毕,董排长都领着我们高呼革命口号,一时间,三个排的革命口号声此起彼伏,响彻大楼。新兵们的革命斗志被最大程度地调动起来,个个热血沸腾,感慨激昂,仿佛马上就要开赴前线参加解放战争三大战役或是要去解放台湾一样。

当时“珍宝岛”事件爆发不久,中苏关系极其紧张,苏联军队在中苏边境陈兵百万,大有随时开战之势。

一日凌晨,新兵们都在熟睡之中,忽然,一声长鸣哨声和值星官“紧急集合”号令把大家从梦中惊醒。在排长的带动下,新兵们以最快的速度打好背包紧急集合。在连长的率领下,用急行军的速度,冒着纷飞大雪,跑步前往五公里外出现“敌情”的地方。直到“敌情”消失,警报解除,返回驻地时,每个人的棉袄湿透得都能拧出水来。

这样的“敌情”演练,一个月里搞了三次。

一个月的新兵集训,很快便结束了。大家纷纷请假,到五十多公里外的县城照相馆拍照留念。

这是我入伍后的第一张军人照。我将照片寄回家,父母亲特别高兴。父亲来信嘱咐我:当兵就要当个好兵,不要辜负组织上的期望。

将近半个世纪过去了,偶尔翻出老照片,看看穿着“一颗红星头上戴,革命红旗挂两边”的军装照,还真有点“飒爽英姿”。

那时候年轻,年轻的生命总会给每个人留下一些美好的记忆,令人回想。可当你真正处在年轻的时代,又有多少人懂得去珍惜呢?

专业培训

我的部队属于空军航空兵,主要装备是战斗机中的强击机,战时主要用于空战或攻击地面军事目标。按照机上设备分为四大专业:机械、军械、特种设备及无线电。

可能领导看我“个大力不亏”,将我分到“军械”专业。“军械”即是“炮兵”,主要工作是维护维修飞机火炮系统及与之相关的设备。机上的“37-1”航炮重达103公斤,分解拆洗时需要两个人扛。我团的装备是苏制“米格-15”和国产仿“米格-17”的“歼-5”飞机,当时已落后于美苏先进战机二十年了。

在“决定战争胜负的是人而不是物”和“小米加步枪一样可以打败美式装备的蒋军”的毛泽东军事战略思想指导下,指战员们都坚信,只要树立“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和“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依靠人民的力量,中国人民解放军是可以打败世界上任何来犯之敌!

据说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空军飞行战斗英雄张积慧、王海,当时驾驶的就是米格15战斗机。

两年后,部队改装,老式飞机被清一色的国产“强击-5”飞机所取代。新款战机,无论是从性能或是载弹量上都远超前者,并且一直延用到了本世纪初叶。

培训期间,我们主要是学习飞机装备的构造、原理、操作方法和维护维修技能。三个月期满,我们基本可以在老兵的带领下,边实践边工作了。

专业培训结束,意味着我们即将准备上岗工作。

下连队

下到连队,我们和老兵一起,担负起了战备值班任务。

进入五月的东北,天气渐暖,万物盎然。终于可以脱掉这身穿了近半年的又笨又重的棉袄棉裤棉帽棉鞋了,换上我们在南方司空见惯的65式单布军装,浑身感到了一种久违的轻松和惬意。

五月中旬,我被分往机务一中队任军械员。我的军械师姓皮,东北人,人们都叫他“老皮大哥”。后来,他当了我的入党介绍人。

老皮大哥”生性乐观开朗,好像永远没有愁事。他的性格深深影响了我。他对我生活上的关心和思想上的帮助,让我体会到了战友情的深刻含义。他教我们哼唱的东北民谣至今没忘:“窗户纸,糊在外,养了孩子吊起来(东北农村人家常常把婴儿搁在摇篮里摇晃着睡觉),老太太叼着大烟袋……”

几十年后,我们都退休了,我专程上东北去看望他,农民出生的“老皮大哥”独自承包了30亩地,种出来的大米,那是杠杠的好吃。

部队的作息生活极有规律。每天清晨五点半,嘹亮的起床军号准时响起,部队被拉到大操场进行列队训练。若是飞行训练日,则四点半钟,起床的哨声就响彻整个走廊。

官兵们早已适应了这种紧张生活。通常从哨声响起,到起床、穿衣、叠被、洗漱、整装出发不超过三四分钟。

乘车到了机场,立即开始工作。

大约一个小时,准备工作就绪,飞机被依次拉至起飞线,一字排开,放眼望去,很是壮观。

官兵们紧张而有序地进行着加油、充电、充气、试车、换件、挂弹等根据不同科目做各项准备,精心地保障每一次的飞行任务。

午饭是由炊事班按时送至飞行现场。一般都是,飞机边飞,我们边吃边瞭望着,生怕耽误了自己飞机的落地到飞行间的再检查工作。

一年当中,我们大约三分之二的时间用于飞行训练。这样的工作,我干了整三年。

“9.13”事件

1971年9月13日,发生了震惊全国的“9.13”事件。

这天上午,计划中的飞行训练被突然撤销。

中午,一个营的陆军部队奉命进驻机场,并用卡车封锁了南北跑道起飞线。

部队连续一周安排政治学习。

9月20日早上,全团集合,到大礼堂听报告。

大礼堂门口外的宣传栏里,一副刊登于当年8月《解放军画报》封面的据说是江青同志亲自拍摄的毛泽东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党的副主席林彪同志手捧《毛选》聚精会神阅读的大幅照片,在阳光的照耀下,光秃秃的脑门熠熠闪亮,显得格外醒目。

到了礼堂门口,大家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以往都是些戴着袖标执勤战士,今天却换成了团长政委。

进了礼堂,各部按序坐好。只见师政委鲍志良,一人端坐主席台,手中拿着一份文件,表情十分凝重。

“同志们,请肃静!下面我宣读中共中央(1971)57号文件。

“林彪叛党叛国,驾机出逃,摔死在蒙古的温都尔汗。”

林彪反对毛主席,妄图篡党夺权,另立中央,死有余辜。”……

犹如晴天霹雳!全体官兵刹时惊呆!

一时间大家都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空气仿佛凝固了,全场静得连地上掉根针都能听见。我使劲地掐着自己的胳膊,想证实不是在做梦。

台上的鲍政委用严肃的口气宣布:“再念一遍!”听完两遍文件后,鲍政委宣布纪律:“文件内容不得告知任何人,必须上不告知父母,下不告知妻子儿女。”“有违反纪律者,一律按党纪军纪严肃处置。”

一个月后,文件在全国范围内传达开了,我们才知道,当时是根据周恩来的指示,让空军及民航中凡与飞机打交道的空、地勤人员先行传达文件,是为防止林彪死党趁机作乱。当时空军是林彪反党集团密谋作乱的重灾区。

这个弯子转得实在太大了,官兵们一时还跟不上趟。7、8月份以来,空军指战员上下还在组织学习吴法宪司令员发现的“天才”林立果(林彪儿子,时任空军党办副主任兼空军作战部副部长)的光辉事迹。林彪甚至在军队公开称赞吴法宪,说发现“天才”的人也是“天才”。

直到毛泽东公开发表了批判“天才论”和“三要三不要”(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讲话,军队大力度进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教育后,部队才逐渐稳定下来。

“9.13”事件后,大家从新闻纪录片上频繁看到毛主席接见外宾,显得日渐衰老。战友们都担心着,不知道这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和“每几年都要来一次的党内路线斗争”何时才能结束。直到七年后的1978年底,党中央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全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咱们国家终于结束了三十年的政治运动,迎来了改革开放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时代。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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