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振生:太拔,你让我刻骨铭心


太拔,你让我刻骨铭心

陈振生


太拔,我回来了,我又回来了。但回来的脚步依然沉重滞缓,因为我不是“荣归故里”,也不是风雨过后的彩虹。我是回来祭奠那段远逝的青春,更为了当年一个庄重的承诺。

从1969至1979年,和其他知青一样,我将人生最宝贵的青春镌刻在这里的山水梁野,留存在茫荡洋的莽莽林海。真的,我不想回来,也不愿意回来,因为我不想往时常作痛的伤口再撒把盐;我害怕回忆,也不想回忆,因为回忆总是苦涩、沉重和酸楚。这里有我青春远去的河流,有让我蹉跎了岁月的山川沟坎,有羁绊我求索人生的无尽山道……都说青春是美好的,是值得讴歌、赞美和留念的,用现在年轻人的话——我的青春我做主。但我们的青春不由自主,我们本该继续读书、学习、深造,本该拥有“16岁的花季”、“17岁的雨季”、“18岁的天空”……但历史却暴殄了我们的青春。我们背负时代的重轭,“来到大荒深处接受再教育,匆忙地放下知识和理想,不由自主地拿起斗争的武器。与天斗,却要苍天施于雨露;与地斗,却要大地慷慨给予;与人斗,驱赶人们同室操戈;与己斗,矛头指向灵魂深处。在斗争中,岁月流逝,青春消磨殆尽。人们在困苦中彷徨煎熬,在血与火的历练中成熟。”

十年的知青岁月,我们早早尝到了人生的艰辛和凝重。我们以锄为笔,以田地为课堂,以苦难为教科书,用汗水血水书写人生的答卷,我们的脚步深陷在偏僻的异乡。

十年中,我们迷惘过、困惑过。我们见识了那些“知青典型”违背初衷,利用政治光环早早招工返城的真实嘴脸;听腻了种种政治说教;见证了、纪念上山下乡8周年时,接受上杭县知青办“赠予”纪念册时的无奈和失望;见识了,为一个招工名额,知青“八仙过海”的手段和伎俩;也见识了,那些掌管知青招工上调权利的领导的冷漠和傲慢……当年,多少知青招工无望,补员无份,病退无门,那一张薄薄的户口本就像是沉重的枷锁束缚着多少归乡的脚步。十年的苦待、十年的期盼,让多少知青望穿了双眼,愁紧了眉头。当他们好不容易踏上返城之路时,依然行囊空空,依然孓然一身,而青春早已耗尽,身心俱疲。而多少知青几经辗转才得以返回故乡,有的则把灵和体永远留存在“广阔的天地”里,成了永远的望乡人。

至今,我还深陷在那段梦魇中:天色渐渐黑了,我还踽踽行走在那条幽静的山道上,四周一片静寂。突然,身后窜出无数的蛇来,它们张着口、吐着蛇信朝我包围过来。我一急,想迈开双脚往前跑,却感觉身子被紧紧抱着,回头一看是一只阴森的手爪揪住衣角不放,我抬手一拳,顿觉浑身轻松。但却发现自己满头大汗、心跳加快地坐在床上大气直喘。我还梦见,我随房东走进一栋土楼,前脚刚进,大门即被关闭,房东也不见了。我想退出来,却发现所有门窗已经紧闭,屋内越来越闷热,我想推开窗户,却怎么也推不动。心一急,就用脚使劲踢,这一踢却踢醒身旁的妻子。妻问:是否又梦到上山下乡的往事。我叹了口气,点了点头……40多年前,在乡下落下的失眠症,至今还让我苦不堪言。

十年的风霜雨雪,我们历尽了磨砺、读懂了苦难、见识了真伪,看惯了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学会了自强自立,努力拼搏的人生哲理,学会了宽容豁达,学会了以德报怨的人间美德。

十年的风霜雨雪也锤炼了一代知青。“多少凄苦激励着多少奋进,多少挫折成长多少知青,多少友谊牵动多少萌动,多少爱河滋润多少心灵。”“水与火的洗礼——诞生的是蛟龙是凤凰。风与雪的磨砺——强壮的是胸膛,沉淀的是意志,铸就的是希望。”从太拔知青群体中走出了舒婷、巫秀美、黄世鑫、陈金火、张伟明……社会名流,政企英才,慈善人士。他们用人生的精彩为第二故乡增光添彩。而大多数太拔知青返城后,刚卸下昨天的重负,又担当起改革开放,国家奋兴的天职。他们同样是推动共和国发展进程的铺路石,同样值得诉说、值得颂扬的。

9月5日不是什么传统节日,也不是节庆良辰。它是太拔知青永生不忘的日子,也是太拔知青缅怀青春、回忆青春的日子,更是太拔知青畅叙友谊、再续友情的聚会。虽然,今年的聚会回到第二故乡举办,并得到太拔镇“两委”的鼎力支持,得到厦门知青文化活动组委会的指导和筹划,得第二故乡的乡亲乡贤的关心关注。尽管活动主题突出、内容丰富、安排有序,但都无法拨动我的心弦。因为,我始终记住当年的一句话:这辈子决不再回来。可我还是回来了,这缘于当年一个庄重的承诺。

1976年,这是共和国历史上最为沉重的一年。这一年,一代伟人周恩来,朱德,毛泽东相继去世,而我的知青生涯也走进第8个年头。面对渺茫人生,我恨天怨地的发泄心中的愤懑,诉说心中的苦楚:8年来,我几成弃儿,更谈不上有推荐招工的机会。我渴望党的温暖、党的关怀,哪怕有普通党员的一句贴心话也好,但现实告诉我——这是奢望。我出身平民家庭,解放前,父亲是走街串巷的肩挑小贩,虽非“红五类”,却也不是“黑五类”,何况“黑五类”子女还有招工上调的机会,只要领导说行就行。那些年,我父亲屡屡患病住院,最后确诊癌症,小妹年纪轻轻已是精神病院常客。我多次拿着单位证明和病历向大队领导反映,然而都无法打动他们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身旁的村民听了都同情地说:都8年了,真苦了他。有的村妇说:不要回去了,找个妹子结婚算了。听着这些话,我心在泣血。这时,一位50来岁的“四类分子”对我说:小陈啊!你是一个本分人,相信会否极泰来的。接着用手在地上写了下来。这时,我才知道,否字在这里应读为不能读成foǔ。收工后,我查了字典,证实这一读法。那一刻,我深深地体会到,他才是我们“接受再教育”的老师。他不仅有师长风范,且知人心会人意,在漫不经心中就让你获得新的知识。他原本是一个人民教师。相信,在生产队13个知青中,他是唯一对我说这番话的。当年对知青说这种话是有风险的。他信赖我,而且,他已经隐约看到春天的萌动。

1979年元月,我拿着招工表到生产队办理手续时正巧碰到他,他让我在他家里等候。接着,他找来政治队长和相关村民。由于政治队长识字不多,在征得同意后,他为我写下《贫下中农意见》和《自我鉴定》。他写道:下乡以来,能虚心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能积极参加力所能及的劳动、遵守一切规章制度,安分守纪,在生产队期间能积极参加生产队组织的政治学习,努力改造世界观,和当地贫下中农搞好关系。这就是一个“四类分子”代表生产队对我知青生涯的综合评价。临别时,他握着我的手说:保重身体、好好工作、好好生活,记得要回来走走看看,我们会一直记住你。那一刻,我真有一种劫后余生的感慨。我默默地点了点头,那是一个崭露春意的冬夜。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改变了知青的命运,终止了上山下乡运动,一代知青重焕了生机。

1997年,我参加知青返乡活动回到村里,他在屋里听到我的声音马上冲出来大声对我说:小陈你回来啦,到我家里喝茶。随后,他让孩子买来可口可乐。他说当年一直没机会请我喝茶,也不敢请你们知青到家里坐,因为,那时还带着“帽子”。我说,那是一个黑白颠倒的年代,如今已是否极泰来了。我们抚掌大笑。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不久,他终于沉冤昭雪、恢复名誉、享受退休、颐养天年。2004年,纪念上山下乡35周年返乡时,我又去拜访他,他一家已搬入新居了。2009年我又一次返乡,但他老人家已经去世。站在他的遗像前,我感慨万千:因为,一直以来,我始终信守当年那个庄重的承诺——我会回来的,尽管这里留给我的痛比爱多。

45年过去了,上山下乡成为了历史。太拔,做为当年“广阔天地”的一个节点也留下知青深浅的脚印。这里,曾经有我们追求的艰难;这里,曾经有我们奋斗的血汗;这里,已经留下我们青春的绽放;这里,已经留下我们生命的意义。

45年过去了,“知青一代人经历了新中国初创、建设、灾难、改革、复兴的全过程,我们忠实地伴随着共和国的风风雨雨,与共和国同甘共苦、共患难。虽然岁月已经滤去了其中好多苦涩,但有些伤痛是终生难以修复的,所以……对往事的诉说:不论这些诉说是积极向上还是悲观失望,也不论有悔还是无悔,只要是真实的,都是有价值的,因为那毕竟是我们青春之花绽放过的岁月;也是新中国不可回避的一段沉重的历史。人的经历不能隔断的,一个民族的历史更不能跨越,中断了的历史就没有脉络、没有积累、没有教训,这个民族就会在没有警示的状态中往复循环。作为亲历者、见证者,我们有责任在有生之年将自己的真实历史记录下来,写出铁与血的证言,让历史的悲剧不再重演!否则,我们的后代、我们的民族就很难得到救赎!因为一个不接受史鉴的民族,是没有希望和前途的!”

“我们能熬过苦难,但决不赞美苦难。”太拔,你让我刻骨铭心。

 

 

 

                                       2014年95日初稿

                                       2014年99日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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