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昌明:借书证的联想


借书证的联想

乐一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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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为上世纪六十年代笔者唸小学时父亲给办的家属借书证)


写字桌抽屉里的旧笔记本夹藏着我六十年代的借书证,那是我上小学唸书后的第一本借书证。每当我翻开细看时,少儿时代跟随父亲到福建省航管局轮工俱乐部寓学于乐的往事,如同播放电影般地在眼前一幕幕再现,我至今还十分留念在俱乐部图书室近水楼台先得“阅”的那些日子!

现在年轻人似乎很少捧着书卷阅看,纸质书籍和报刊杂志这些传统的阅读载体,开卷有益的看书习惯,正面对科技媒介和互联网的的挑战,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理念渐行渐远,电脑浏览、手机刷屏等急用先学的现象十分普遍。遇到搞不懂的事儿,人们动不动就是打开手机上网搜索,即使五、六十岁以上的老年人也能跟上时代,对新名词、新事物,都会自己到电脑百度查询。我也不可避免慢慢地被快餐文化所诱惑,已有好多年没有上图书馆了。前不久我才清楚每年的4月23日这个世界读书日(又称世界图书与版权日),是由联合国科教文组织1995年就选择确定了,真是孤陋寡闻,不惭愧也汗颜啊!家里本来为数不多的图书,都被我几次整理,书櫃明显宽绰许多,腾出一层空樻展示、把玩工艺品了。当然,我偶尔还是会到书店买回一两本文学著作或词典工具书,作为收藏摆在书橱里,装着颇会识文断字、很有文化的“读册人”(闽南方言的意思就是识字人)。

回想当年我唸小学四、五年级的时候,已经有了属于自己的第一本借书证,这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也算是比较拉风的事了。那时父亲午休总是要看书伴睡,耳濡目染后我也开始喜欢阅看课外书本了,慢慢地后来居然囫囵吞枣、似懂非懂地也粗览了《西游记》《水浒传》等小说。1963年底或许是1964年元旦过后,父亲从省航管系统基层单位调到福建省航管局工会属下的轮工(顾名思义即轮船职工)俱乐部做财务也兼俱乐部的图书管理。轮工俱乐部在福州台江苍霞洲,离座落在中平路的省航管局办公楼相距不远。俱乐部因其有电影院而小有名气,影院正门面向中平路西段和支前路北向的交会临街处。那时我常得以便利在轮工电影院看了很多小孩都渴望想看但又一票难求的诸如《虎穴追踪》《羊城暗哨》《跟踪追击》《天罗地网》《激战前夜》《英雄虎胆》等国产反特新故事片。俱乐部其他文体娱乐场所在影院左侧,另有出入大门,不过也可以让观众看完电影从剧场中部面向戏台影幕的左边太平门退场经过。俱乐部有棋牌室、图书室(阅览室)、乒乓球室,还有篮球场。文革前的那几年,只要方便,父亲都会带我去他工作的轮工俱乐部,分享职工文体生活。常常会有住在附近的航运子弟小学的孩子们星期天来俱乐部乒乓球室对阵比球技,我去时只要遇上就会和他们挥拍击球、你往我来,好不惬意。在普通的篮球场里,父亲曾经为我掌车把、扶座垫,一路小跑紧跟在后,让我初学了骑脚踏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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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是1974年夏天笔者从插队务农的闽北建瓯请假来到鹭岛探望被下放政和县四年后省航管局调回重新安排厦门航管分局继续做财会工作的父亲,期间父子游览鼓浪屿日光岩合影留念) 

当然,最吸引我的还是那间排列着好几座书橱的俱乐部图书室,我每次去轮工俱乐部玩乐过后都要进去,学着大人样找个位子静静地坐在阅览桌前翻书看杂誌,临要回家了还流连忘返舍不得离开。于是父亲就先给我申办了轮工俱乐部工会会员家属证,不久又给我办理了轮工俱乐部会员借书证,就这样,我开始有了第一本借书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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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是上世纪六十年代中前期父亲给笔者申办的轮工俱乐部工会会员家属证,图右是证件封面,图左是证件封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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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是上图是上世纪六十年代中前期父亲给笔者申办的轮工俱乐部工会会员家属证内页,图左照片上的红印章可以看出写有“中国海员工会福建省交通厅航运管理局机关委员会”字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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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是上世纪六十年代笔者唸小学时父亲给办的轮工俱乐部工会会员家属借书证,图左是借书证封面,图右是借书证封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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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是上世纪六十年代笔者唸小学时父亲申办的轮工俱乐部工会会员家属借书证,图左承诺,图右借书记录,红印章上字样清晰看出“中国海员工会福建省交通厅航运管理局机关委员会”) 

1965年秋季我升学到福州第八中学唸书,课间休息或是放学之前,来了兴趣偶会去学校图书室转转。突来文革,没让我唸完初一的下学期,就断送了我的初中学业。记不起来当时是否办过学校图书室的借书证(或许那时学校借书只须学生证就可以了),不过1969年1月当我向福四中报名跟随该校读初三的大哥一起去闽北插队时,福四中要我拿出福八中的书面同意证明,我只好回学校办理。没想到福八中的经办开单人找出记录簿说我在校唸书时借去的一本书名叫做《前驱》(描写北伐革命的中篇小说)的书籍尚未归还。印象是有借过此书,记不起来是否归还,当时我急着索要证明条,只好按原价赔还了七、八角钱才拿到掌印人出具的准予离校证明。据说这么做是因为文革刚开始很多学校的红卫兵外出革命串联期间凭学生证向所到地方的红卫兵接待站借钱借粮票,回来后他们都没还钱、还粮票。全省各大中专学校按照上级要求,这些学生离校插队前必须还清所借,那段时间里福州八中校园的墙面上到处贴满了借钱粮未还的同学名单,遗憾我没享受外出串联好事,无缘实地学习中国地理。后来知青上山下乡运动进入高潮,各学校、各街道都全面动员,巴不得老三届学生赶紧把自己的户口迁出城市去农村务农,这规定就不了了之了,不再执行。我为了跟随福州四中首批上山下乡而被福八中原价追赔书款,循规蹈矩、按章办事而“中了头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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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笔者1965年9月-1968年12月在福州第八中学上初中的校徽和学生证,校徽实际佩戴到1966年6月闹文革就不用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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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是笔者1979年1月-1980年11月在厦门航管分局船舶修造厂当工人时的工会会员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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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是笔者1980年11月调到福建省航管局航道工程处闽南航道段工作后上级政工科(或劳工科)发给的工作证)

1978年底,熬过那段只是务农营生没有文化学习的十年再教育后,我来到鹭岛工作。1980年9月,厦门工人业余大学复办的第二年,正在厦门航管局船舶修造厂当工人的我,想方设法、获批报名,考试过关、得以入学。那时业大教室在工人文化宫三楼西厢(现今这座多功能的四层半标志建筑楼已不复存在,拆建后改作他用),学员们都是夜晚或是星期天风雨无阻赶来听课,如饥食渴地要学文化、长知识。和许多地方的文化宫一样,厦门市工人文化宫也有图书室,我们工人业大中国语言文学大专班的学员,下课后只要不赶回家都不约而同去二楼文化宫图书室,在里面或阅读或借书。也是在那时候,我以船舶修造厂工会会员证办了一本工人文化宫借书证。不久随着业大课程的深入,文化宫图书室的有限藏书不够我学业查阅资料的需求,于是我持新调入省航道处闽南航道段的单位工作证又申办了厦门市图书馆借书证。市图书馆离文化宫不远,在繁华热闹的中山路第一百货公司附近,也靠近我住在鹭江道的单位集体宿舍,平日里很方便我借阅书籍。这两本借书证为我的四年业大学习、借阅书籍和查找资料都起了很大的助力作用。

可惜,厦门市工人文化宫的借书证和厦门市图书馆的借书证不知怎地都不见了踪影,倒是这两家图书馆(室)寄过来的催还图书明信卡我至今还收着。如今回想起来,八十年代正是全国都在大办职工教育、推动职工学习文化的时代,借书证蕴含的意义特殊,当初我更应该保存收藏、留住回忆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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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厦门市工人文化宫大楼,厦门工人业余大学就办在这座大楼里,笔者1980-1984年在此业余学了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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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2图是厦门工人文化宫图书室催书明信卡的正面和背面,是笔者1982年在工人业大学习时为汲取相关知识向文化宫图书室借出《海山论集》一书逾期未还,该图书室就寄来明信催讨卡。笔者很快办清还书手续,图书室就留下此卡作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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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厦门市图书馆旧址,位于鹭岛繁华的中山路,是标志性的闽南风格骑楼建筑,新图书馆建成后搬离此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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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2图是厦门市图书馆催书明信卡的正面和背面。笔者1984年5月下旬为了撰写业大毕业论文到厦门市图书馆借了汉语言学家吕淑湘的《汉语语法分析问题》一书来研读参考,由于工学忙碌,未按时还书,该馆寄来明信卡催要。还书后留此卡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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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是笔者1980-1984年在厦门工人业余大学学习四年后,按照教学要求,学员在规定时间完成毕业论文,这是笔者论文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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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是笔者1980-1984年在厦门工人业余大学学习四年毕业前撰写毕业论文的最后一页,注明论文参考引用的书籍罗列,其中红线上一书就是向图书馆借阅未按时归还的那本语法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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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这座旧洋楼老航管们习惯称其“状元楼”,建国以来一直是福建省航管局的办公楼,后来大院内新盖省局机关办公楼,据说旧楼依然作为省局内部其他相关部门办公用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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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是2018年10月笔者回福州和知青老朋友一同游览上下杭历史文化街区,之后来到附近的台江中平路的原省航管局旧办公大院,在如今已是福建省海运集团有限公司办公区大门前留影;后面旧洋楼即原省航管局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办公的“状元楼”。顺着这条马路一直往前100多米就是轮工俱乐部电影院的旧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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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就是福州台江中平路南段[公交车行驶正前方]与支前路北向[斑马线]的交汇处,公交车尾部朝向的延伸马路是后来开辟的,图片马路中间的斑马线前后左右位置即当年轮工电影院旧址,近二十年来苍霞洲大改建旧貌换新颜只给老居民留下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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