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集《山高水长》作品选登】心中永远盛开的梅花--邓文乘


心中永远盛开的梅花

 

邓文乘

 

196812月“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最高指示发表了。刚刚经历了暴风骤雨的红卫兵小将们被逐出城市,到落后闭塞的山区,还要经受多少灵与肉的磨炼?我心存侥幸,赖着不去,我太幼稚了,因为父亲解放前在惠安福建省银行时担任过国民党区分部书记,1956年被厦门人民银行清洗出行,从此失业在家,全靠他一双手为油印社写蜡纸挣钱养家糊口。1964年父亲被街道定为“历史反革命分子”,从此“四类分子”的帽子一直压在他的头上。子女当然饱尝“成分论”的种种人格和权利的侵犯了。直到1979年,父亲才被平反。犹如扳去了一大块压在心上二十几年的石头,父亲万分高兴地说:死了也可以瞑目了。

19699月,公园公社(公园街道办事处)一纸勒令像当头一棒击得我天旋地转。无可奈何,打点清贫的物资,把伤感的心装入行囊。918日成为刻骨铭心的时刻。

厦门的九月很热,可却让人感到有如“狂风扫落叶”的深秋,万绿皆枯的悲凉袭上我心头。今天就要走了!到处人心惶惶;到处是紧张的脸;到处是急急忙忙的步伐;背起行李,走出家门。面对那朵“下乡光荣”的大红花,忽然觉得那血腥般的猩红怎么那样刺眼,仿佛是文化大革命的血凝聚而成。即将要离开父母,离开兄弟姐妹,离开心爱的人,我突然有种豁出去的愤慨。

一路走着去火车站,只见长长的火车已装满了下乡的男女青年,这一批多数是社会青年,还有一些是在城里“吃闲饭”的人。被讥为“吃咸(闲)饭”的。窗口被一张张哭脸和一个个身子挤得水泄不通。未占有窗口的人格外焦急,如热锅上的蚂蚁,在车厢里前窜后窜……月台上,里三层外三层地站满了伤恸不已的男女老少,其中不乏白发苍苍的爷爷奶奶。火车似乎有情有意地让我们多逗留一点时间,车上车下呜呜咽咽,汇成一片嗡嗡声的话语。我没有哭,尽管很伤心。妈来送我,那天,我才注意到妈竟然已有了几缕白发,妈的脸庞是美丽的,她眼里转着亮亮的泪花,一只手不停地扯着衣衫的前襟,无言,也不像别人的母亲那样死拉活扯地喋喋不休,我很感慨,妈是好样的,是有很气质的女人。

大悲痛的时刻来临了。火车的汽笛声“呜”的拉响,车轮一声轰隆,一下振动。“呜哇……”“妈啊……”仿佛全世界的人齐声哭响,全是为了这个“九一八”。铁龙向前方移动,所有的人高频率地挥着手,各自口里叽哩哇啦地嚷着他们心里想说的话,说也白说,车都开了,谁听见谁说的呀。车下的人下意识地跟着巨龙奔向前方,所有的脸都变形了,找不到矜持的风度和美丽的容颜,那情景让我联想到这巨龙般的火车满载着无力抗争的羔羊,驰向屠场!我也哭了,更多的成份是为了那些哭得很伤痛的人。火车开了很远了,她们还在抽泣着……

    到了龙岩,换上“猪笼车”(就是食品公司用于拉生猪的)。盘山公路弯弯绕绕,每车都挤得满满的人,空气不畅通,大家开始晕车了,你也吐,我也呕,东倒西歪,吐出的秽物沾满大家一身,闻了更呕,顾不得这些,只要快点到目的地,快点停止晕车和呕吐就行。

午后时分终于到达上杭县茶地公社我们插队的大队,下车一阵轻松,不用再颠簸了。生产队的农民大哥来帮我们拿行李,进村时,十来个男女农民敲着锣鼓欢迎我们,脸上露出些陌生的微笑,隐约可以看出他们内心没有那么热烈,笑容因此不会灿烂。以队长为首,各家房东都备了饭菜,我的房东是队长,为我做了鸡蛋汤、煮冬瓜、煮芥菜、还有肉,用盐煮的,肥肥肉,白苍苍的,看到又想吐,米饭是熟米(谷子先蒸熟了晒干再去壳)装在饭桶在锅里隔水蒸的,一粒是一粒,吃一口,都说像“鲎蛋”(鲎卵)。满桌子的苍蝇,挥也挥不去,无怪它们,难得有如此美餐。我们主要是晕车,呕吐,所以无法进餐,看到那白白的肥肉就加剧了呕吐的意念。只好婉言谢绝,进屋休息,看看新家,吃点自带的点心。小孩围了一大堆,从进村时就开始跟着,眼巴巴地盯着瞧着我们,虽是小孩但也挺不自在的,分给他们食物,才纷纷离去。起初一段时间都吃不惯农民的伙食,将带的东西都吃光了,连咸巴巴的“巴琅鱼干”都啃光了,艰苦的生活等待着大家。

还未脱离书生气的我,闲时经常写些日记、写点幼稚可笑的诗,偶尔还画山呀,树呀,竹子什么的。出工回来洗去疲劳和汗水,偶发雅兴,欣赏山村的景色:四面环山,苍松翠竹,蜿蜒的碎石小路露露藏藏地无限延伸,红色的泥土造就了红墙黑瓦的排排村舍,夕阳西下,炊烟袅袅而上,六龄牧童手执一细细竹条轻轻打在牛背上,牛哥顶着弯弯的角,步履维艰,鼻子坠着铁环,拉着一条命运的绳索……。那景致倒也如一副美妙的山水画,有动有静。牛儿突然“哞”地一声长叹,我晓得它在说:日出而作,日落而归嘛,牛和人一样。这使我忆起宋诗李纲的《病牛》。

 

耕犁千亩实千箱,

力尽筋皮谁复伤?

但得众生皆得饱,

不辞羸病卧残阳。

 

牛也艰苦,人也艰辛,面对贫困和饥饿的我,慢慢对那些美景司空见惯,辛辛苦苦地干一天活,仅得二三个工分(一个工分值约四分钱),我们生队是缺粮队,知青的米篓经常无米,怎么办,去“串联”也就是去寻知青找饭吃。同时也逃避劳动,我们都很怕下水田,据农民说队里有些水田是烂泥田,深及大腿,吓死我们,还有可怕的蚂蝗,每每被它叮住鲜血直流,一慌张就用手去扯,越扯它叮得更紧,哪怕是男生也会哭叫“妈啊,来呀!”

我们队大多是社会青年,还有两个整户,很难捕捉到知青的闪光点,相对灰色调的事物倒充满视觉。我有感于一个真理“穷则思变”,饿着肚子很难摆出高雅的姿态。知青也罢,农民也罢,深深记得整户的他从厦门迁来时带了一只老猫,到山区后可能水土不服,不久就死了,他们伤心地为它埋葬入土,以慰亡灵。结果第二天他发现一个老妪将它的尸体刨出,去毛,煮了吃。委实恶心!委实可怜!部分胆大的农民对我们说:“是毛主席叫你们来的,要不我们自己都吃不饱,还得多分给你们二十几个人的口粮,我们更惨喽,我们并不欢迎你们。”这是真心话,纯朴,贫困,善良的农民啊!

 

我们会去偷农民的柴火、鸡、鸭,一旦被发现,女社员就满村叫骂:“呼噜鬼,呼噜嫲,食了去死咧……”自知理亏,骂就骂呗,反正也不知道是谁。有一次几个其他公社的知青来我队,他们饿极了,我队正好也没什么好款待他们的,他们商议了一个计划,内容是保密的,只见他们满带着狡猾的笑容一轰而去,说是到邻队吃饭,走支书家后山的碎石小路,将他们家一只不大的狗抱走了……入夜,我躺在床上,只听得支书的老婆一声声呼唤:“狗……狗……”我爱狗的脾性是与身俱来的,我认为他们几乎是一群“饿狼”,弱肉强食嘛。有一次,W说肚子太无油水了,成天咕咕叫,去弄只鸡来吃吃,话刚落音,不由我们分说,他穿起那件宽大的“上海装”,口袋里装几颗小石子,也不知几时练就了一身“弹子功”,一颗石子瞄准了鸡头弹去,只见那鸡即刻扑地,痛苦地抖动着。他美丽的眼睛发出饥饿的“贼光”,四处扫描了一下,一个箭步上去,抓起那个可怜的小生命,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掖进“上海装”。“大功告成”,“英雄的猎手”带回来的“战利品”,守家的女知青当即生火蒸煮了。

我们没有钱就卖能卖的东西,“虎皮”最早给卖了,因为它并不会给我们增添什么荣耀,相反,穿着它总会都招来怪怪的眼光。农具也纷纷卖掉,一旦要出工就向农民借。谷子分了,留一点吃,剩下的就去换粮票,再将粮票卖给农哥,这样折腾比卖谷子划算。反正还是那句老话“穷则思变”。

还有更阴暗的,我们周边有些女生因贫困而出卖青春的肉体,这种事当然是听说的,总不可能让人见到事实。男者多半是“歹仔”,他们经常用鸡鸭去交换。天晓得那些鸡鸭是否“非份之物”。时常在墟场见一女青年,就是那“族”的,她浑身长满疮疖,甚至脸也有。我们都不敢靠近,远远地窃窃私语。据传她父亲在台湾,母亲被戴上“女特务”帽子打倒,她是独女,无依无靠。也怪可怜的,不是吗?还有一个传说,有一整户,不善农事,挣不到工分,况且得养家糊口,无奈出此下策:两夫妻在房间里“鸳鸯戏水”,让许多“歹仔”在房间外,利用木墙板的缝隙往里瞧。完事每人收取观赏费五角。我感叹这创意兴许是最原始的黄色录相的脚本。是可鄙?是可悲?我阵阵的心酸!我的同类——上山下乡部落的游民。

在乡下也并非三百六十五天都痛苦不堪,年轻人总也会有快乐的时光。有一年,我回厦门过年,返回茶地公社,一到自己的宿舍门口,跳入眼帘的是一束干了的梅花插在门锁上,一路的旅途劳顿,瞬间消逝,心里升起一种微微颤抖的感动。我知道是谁,只有他才有这份情调,他徒步二十多里路来找我,却见铁将军把门,就将路上折来的梅花留下来,让它慰藉我。“梅花欢喜漫天雪”。我郑重其事地取下执着守候的梅花。开门的第一件事,就是将她插入笔筒。这束等待的花枝是我心中永远盛开的梅花。

 

*节选自长文《又是阵痛,又是阵痛》,标题由编者所加

选自《震撼与反响》(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年)

[邓文乘,1969年插队上杭县茶地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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